明清女侠为何那么“憋屈”？束缚太多

我国的侠文化源远流长，虽然在林保淳、龚鹏程所编的《二十四史侠客资料汇编》中，“侠客”的性别均为男性，并没有将侠女纳入其中，但事

我国的侠文化源远流长，虽然在林保淳、龚鹏程所编的《二十四史侠客资料汇编》中，“侠客”的性别均为男性，并没有将侠女纳入其中，但事实上，侠女作为古代文学世界中一道笔墨鲜明的色彩，自有其独特的发展历程。

从汉代《吴越春秋》中的“越女”首开先河，到唐传奇中的聂隐娘、红线、谢小娥各有风姿，再到清代女侠全面繁荣，不同时代背景下，侠女被赋予了多样的精神内涵，行侠的主题与手段也日趋多元化。

不过相比于魏晋女侠的快意恩仇、隋唐女侠的自由洒脱，明清的女侠表现得极为“憋屈”，不仅挣扎于“忠君”思想的牢笼，还要时时刻刻惦记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念，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古代侠女文化渊源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作出的论断，游侠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争斗，一开始他们并没有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等道德观念，而只是不受世俗束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一群人。

到了司马迁笔下，游侠开始树立起行事规范，他们往往一诺千金，为了拯救他人可以不顾一切甚至舍弃自己的生命，并且不自矜功劳，施恩于人从来不奢求报答。

其后随着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侠士在文学作品中多有出现，其中也偶尔留下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女性身影，她们与同时代的“男侠”相类似，同样做出了一些可歌可泣的事情。

“侠女”形象萌芽于汉魏六朝，《吴越春秋·越女试剑》一文中，越女与袁公比剑，其剑术出神入化，变幻莫测，首开侠女之先河，《后汉书·列女传》中的赵娥用十余年的时间为父报仇，《搜神记》中的李寄以非凡之勇气怒斩蛇妖，还当地以太平，此三人皆是热血勇敢的侠女典范。

唐朝时传奇小说大盛，文学作品中的女侠形象进一步丰富，其中不仅有矢志复仇的谢小娥、贾人妻、崔慎思妾，有有情有义的红线、聂隐娘，有扶危济困、仗义行侠的荆十三娘，还有冲破命运束缚，主动追求婚姻自由的红拂女。

这些女子皆敢作敢为，有仇必报、有恩必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她们不愿意接受命运的摆布，主动争取自己的人生价值，都是“侠义”基本特征的体现，可以说她们为以后的侠女形象提供了一种范式。

至于宋代文人“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言矣”，女侠文学的创作也进入了滞缓之期。

《夷坚志》中的侠妇人、义妇以及谢询之妇等人身上能够清晰地看到对唐传奇的继承。《青琐高议》中的郑路女运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与贼人周旋，最终摆脱贼人一事则与唐传奇中的谢小娥运用智慧为父报仇的故事一脉相承。

不过与唐代相比，宋代侠女身上更多地展现出来一定的“世俗化”特征，这一时期的侠女与普通女子一样，大多都是过着安分守己地生活着，比如董国庆妾、解询妾等等，只有在遭遇巨大变故之时才会显露神奇的本领，而且她们不再醉心剑术，反而将民间流行的道家术法作为行侠手段。

及至明清两朝，“侠女”形象大量涌现，冯梦龙、周清源、蒲松龄、青心才人等作家在其作品中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侠女形象，侠女的类型与品格也得到巨大丰富，不过这一时期的侠女深受忠孝节义思想的影响，更多地承担起了教化的作用，侠士与生俱来的自由精神不可避免地受到压制。

明清女侠的道德书写

明清两代的侠女之作数量空前，塑造出了许许多多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不过这些侠女的都具有一个统一的精神内核，那就是“胸有大义，心有妇德”，她们的行事风格完全是儒家道德规范的典范。

唐朝时的侠女自由而独立，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理想而行动，关注的是小我，比如聂隐娘入幕府是为施展才华，谢小娥诛杀贼人是为替父报仇，但明清的女侠行事的目的已经升华到了拯救黎明百姓的大我情怀。

最为明显的是女侠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故事大量增加，比如专杀贪官污吏的粉城公主、警戒奢靡权贵的金陵女子、诛杀毒龙，为民除害的聂隐娘、扫除鬼狐之害的剑仙中年妇等。

而且一些女侠在国难当头、国破家亡之际，还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家国之忧与民族气节。如《女侠翠云娘传》中，翠云娘主动加入义和团，在与八国联军的作战中奋勇杀敌，表现出崇高的气节和爱国之情。

而在“爱国爱民”的道德理念之外，儒家的“忠孝”观念在女侠身上表现得更为深刻。清代刘钧所作的《杨娥传》中就详细刻画出了一个忠君报主的侠女形象。

昆明女侠杨娥祖孙三代都是黔国公沐府中的武艺教习，明朝末年，南明末代皇帝朱由榔逃至云南，杨娥与丈夫兄长担任护卫之责，及至流落缅甸，三人仍矢志跟随。

后来朱由榔被吴三国所杀，丈夫悲愤而死，杨娥势单力薄却不忘大义，立志剿灭叛明奸贼吴三桂，她当垆卖酒，以色艺接近贼人，虽然最终并未成事，抱憾而死，但她的赤胆忠心却令人感动。

再有，理学倡导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念在明清女侠身上展现得也是淋漓尽致。

唐代小说中的侠女大都特立独行，能够完全为自己的婚姻、事业做主她们或入幕府节度使麾下建功或隐匿山林，访道修仙，丝毫不受束缚。但明清小说中侠女却被束缚禁锢得极为严重，她们大多以家庭中的父兄、丈夫为依靠，即便拥有超凡的力量也无法自主。

譬如筝娘色艺双全，但贵游子弟无人能狎，“臂上守宫砂可验贞节耳”，李四娘“托业为女妓，日与贵游子弟狎，人但见其旖旎风流，而不知花月其容，冰雪其操也”，黑衣妓，常年作为父亲的香饵，引诱过往客商，但女子守身甚严，“今犹处女也”。

同时，女侠们对于那些破坏女子贞洁的恶徒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一旦遇见，严惩不贷，如娈童欲狎侠女，被女飞剑刺之，恶少夜入高髻女尼之室，被尼腰斩掷墙外；铁腿韩昌调戏纺绩美妇，被妇痛打捆缚等。

这些轻薄淫恶之徒的下场既突出了女侠的武功高强，但同时又体现了女侠的洁身自好，从中也可窥见当时的文人对女侠贞节观念的自觉维护。

明清女侠“憋屈”的背后

明清女侠形象所表现出的关怀苍生，扶危济世，忠孝节烈，尊礼从俗等儒家精神内涵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一方面明清女侠故事反映了男权社会下，男性对女性行为道德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清代理学极为兴盛，小说与四书五经一样被提到了教化世人的高度，女侠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传播封建道德观念的工具。

明清小说家大多是久举不第、仕途失意的儒生，譬如蒲松龄70岁才当上了一名贡生，科考一生也没有中举，冯梦龙则是56岁才被选为贡生，60多岁才步入仕途，吴敬梓在科举考试上耗费20多年，最终以布衣终身……

这些小说家熟读经史子集，接受儒家入世教育数十年，他们笔下的“侠女”身上自然折射出了文人济世救民、忠君报国的理想抱负，同时文人创作反映出男尊女卑的思想理念，侠女作为被规范的群类，体现了男性倡导的人伦思想和任劳任怨、勤俭持家的妇德观念。

比如《聊斋志异》中的红玉与冯相如两情交好，却不料被冯相如的父亲发现，冯父大骂红玉身为女子，不守闺戒，而红玉面对斥责，流涕曰：“亲庭罪责，良足愧辱！”她的自责是对女德的全盘接受，这里的侠女与普通女子别无二致，都是封建伦理纲常的附庸。

其他如“料理内外，整整有条”的朵那女，以聪明才智打理家财的水冰心，忍辱负重、勤俭治家的仇大娘、乔女，这些侠女身上丧失了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而是囿于家宅之中，满足了古代社会对女性的妇德要求。

纵观中国历史，政治权力不断趋于集中，而至于明清时，中央集权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对民众的精神控制，明清的帝王非常注重以教化为手段，达到其政通人和，长治久安的目的。

明代统治者把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学，清代统治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理学的教化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康熙认为，治天下之道，在“尚教化以先之。”上层统治者的推崇，使得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上行下效，理学中的人伦理念成为了社会主流思想，普通民众也通过践行这些思想从而获得社会的肯定。因此，忠孝节义的观念深深地影响着小说家的三观，而他们笔下的女侠形象，自然带有伦理教化的色彩。

冯梦龙在写作《警世通言》时曾说，小说的价值在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在这种思想之下描绘而成的侠女自然也都是节妇孝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